身份证翻译

既要准确，又要通顺，翻译之难就难在这里。翻译工作的过程，就是一个不断解决这一困难的过程。但是，困难如何解决，不同的译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针。

一种方针是“与其信而不顺，不如顺而不信”。这是一种对原著、对读者两头不负责任的态度，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曾经对此大张挞伐，解放后的翻译界又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讨论，可以说这种方针在中国已经声名狼籍了。百花盛开的新中国译坛，占主流地位的是严肃认真，对原著、对读者两头负责的态度，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“宁顺而不信”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。因为它既省力气而又易于编取读者，所以至今仍有人在实质上信奉不渝。不过，在当前的形势下，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争辩的问题，毋宁说是一个翻译工作者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问题了。

然而，与之相对立的方针，也就是鲁迅先生为之而战斗的原则“宁信而不顺”，如果不是象鲁迅先生那样对“不顺”二字给以明确的界限，而是把它推向极端，却还可能使接受这个原则指导的翻译工作者走一些弯路。

之后也出现了另一种原则：准确与通顺相兼顾的说法，当不可兼顾时则以准确为先，然后力求通顺。这个方针的出发点，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认真负责精神，和鲁迅先生“宁信而不顺”的出发点是一致的。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要求，而对于政治性比较强的著作和文件的翻译，有一个高度严肃的“准确第一”的要求，这也是完全必要的。但是特别强调了“当不可兼顾时则以准确为先”。这样却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：准确与通顺是可以割裂的吗？译文脱离了通顺能做到准确吗？

上海日语翻译承认，准确与通顺的不可兼得是我们在翻译工作中时常产生的一种感觉，在这种感觉的影响下，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产生一些不很通顺以至很不通顺的译文，其中包括所谓的“翻译腔”。这个毛病，不仅是初学翻译者易犯，就是具有了多年经验的翻译工作者，也未必能完全避免：不仅在要求严格的政治文件翻译中经常出现，就是在灵活性更大的文艺翻译中也难于绝迹。但是每译工作者的这种感觉，究竞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感性知识，还是一个错觉呢？

实际上，正是因为这种割裂的提法容易引起共鸣，所以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纯的措词问题，也不是一个流派之争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，弄清这个问题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。